1965年11月11日，台湾一处机场，三名从大陆起飞的飞行员降落后，迎来的并不是普通的故障检查。廉宝生走出机舱，才发现飞机已经落在台湾。他拔出手枪，随后枪声响起。 这起飞行事件很快被赋予了政治意味。台湾方面将三名机组人员一并说成“投奔”而来，廉宝生则被当作“反共义士”举行葬礼。可多年以后，幸存者的说法改变了故事的面貌：三人中，真正策划叛逃的，可能只有李显斌。 最初流传的版本称，飞机着陆时机头撞地，廉宝生因此死亡。这个说法把他的死归入飞行事故，也让外界难以得知落地后发生了什么。疑点在于，若他死于撞击，为何后来会有当场开枪自尽的说法？两种叙述并不相同。 1975年，李才旺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据其后来披露，飞行途中他和廉宝生并未自愿叛逃，而是被李显斌控制。李才旺称，飞机的通讯设备遭到破坏，他无法及时和地面联系；自己携带的手枪也不能正常使用，想阻止李显斌，已经十分困难。 这一说法并非马上得到认可。三人落地后，台湾方面掌握了现场，外界很难核实机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李才旺的讲述虽提出关键疑问，却只是证词之一，廉宝生究竟是主动叛逃、遭到挟持，还是另有经过，仍有待更多材料印证。 争议的核心，落在李显斌身上。李才旺回忆，飞行中察觉航向异常后，他曾试图询问和制止，但通讯失灵，随后又发现自己无法使用手枪。李显斌则掌握操纵权，并以继续反抗会有生命危险相威胁。在这样的处境下，李才旺只能随飞机降落。 廉宝生的位置在机尾，无法像前舱人员那样及时掌握驾驶舱里的变化。飞机落地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身处台湾。按李才旺等人的后续说法，廉宝生不肯投降，拔枪自尽。这个结局与早先的“撞机身亡”说法截然不同，也解释了为何他的死长期笼罩在迷雾中。 有意思的是，李显斌后来也曾公开谈及此事。1988年前后，他向台湾方面表示，所谓“义士”中只有自己一人，李才旺和廉宝生是被他带过去的。这番话并非为了替同伴申冤，而是牵涉到待遇和利益分配，却意外印证了李才旺此前的陈述。 李显斌当年为何作出这种选择，后来披露的背景同样值得注意。他在部队与同事相处不佳，对职务和待遇有不满，也受到台湾广播宣传的影响。把叛逃完全归结为一时冲动并不充分；个人处境、纪律问题和错误判断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行动的背景。 但背景不能替行为开脱。飞行任务关系到机组安全，擅自改变航向、破坏通讯与武器设备，更使同机人员失去选择空间。对李才旺和廉宝生来说，真正艰难的不是落地之后如何表态，而是在高空中发现异常时，已经没有足够手段改变局面。 此案后来随着相关人员的陈述与调查，逐渐澄清。李才旺所说的受挟持经历获得了进一步印证，廉宝生也不再被简单归入叛逃者之列。有关材料记载，他的身份后来得到重新认定，遗骨迁回大陆，安葬于天津宁河烈士陵园。 一场降落，留下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说辞。廉宝生究竟为何举枪，关键不在那场被公开操办的葬礼，而在机舱内谁掌握了操纵权、谁失去了联络能力，以及落地后谁有机会替死者解释。隔了多年才浮现的证词，才让这起事件从宣传口径中露出另一面。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