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19日，福建龙岩城内，一间并不起眼的照相馆里，毛泽东、陈毅、谭政和朱良才并肩站在镜头前。那时的红四军刚经历战斗和转战，队伍远没有后来那样声名显赫，四个人也没有想到，这次临时起意的合影，竟会在尘封八十年后重新出现。 照片中，四人的姿态并不完全相同。朱良才站在左侧，谭政紧挨其旁，毛泽东居中偏右，陈毅站在最右。没有鲜花，没有仪仗，也没有专门准备的礼服，只有一面普通背景墙和一位照相师傅。可正因为朴素，反而留下了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气息。 毛泽东当时留着长发，裤脚明显偏短，脚上的鞋也十分简朴。他双手背在身后，神情沉静，像是在思考部队的去向。陈毅穿着胶鞋，头发梳向脑后，身体微微侧着，显得干练而自信。朱良才和谭政衣着同样简单，神态却很放松。 这张照片的背后，并不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纪念活动，而是一场战斗之后的偶然念头。 1929年，红四军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部队处境并不轻松。6月，红军取得龙岩战斗的胜利，歼灭敌军一部并缴获武器。战斗结束后，朱良才和谭政谈起红四军早期的几位创建者，忽然觉得应该留下一个纪念。 当时，王尔琢已经牺牲，朱德又因公务外出，无法及时赶回。朱良才有些感慨：“队伍越走越远，大家以后能不能再聚到一起，谁也说不准。” 谭政随即表示赞成。两人找到毛泽东和陈毅说明想法，毛泽东听完后点了点头。没有复杂仪式，也没有长时间准备，四人便来到龙岩城的一家照相馆。快门按下时，他们或许只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留影。 朱良才在照片下方写下了日期和地点：“一九二九，六，十九摄于龙岩城。”字迹端正，内容简短，却为后人辨认这张照片提供了重要线索。照片里的四个人，此后都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朱良才并非一开始就身处革命核心。 他出生于湖南汝城一户家境贫寒的家庭，幼年丧父，早年生活颇为艰难。小学尚未读完，便不得不离开课堂谋生。后来，他凭借机会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又进入衡阳诚德中学求学。军阀混战导致学校停办，他只得返回乡间继续教书。 教书并没有使他安于平静。1925年，农民运动在湖南等地兴起，朱良才开始参加农民协会工作，逐步接触到新的政治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捕入狱，敌人试图以刑讯和利诱迫使他低头，但没有达到目的。 狱中有人问他：“如果放你出去，还干不干？” 朱良才回答得很直接：“还干。不打倒列强和土豪劣绅，国家就不会强盛。”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后来，在中共地下党员赵薪传的帮助下，朱良才利用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参与揭发靖卫团长何其朗私收民间枪支的事情。相关势力为此相互牵制，朱良才等人也因此获释。出狱后，他没有离开斗争，而是继续组织秘密农会。 1927年9月，在湖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何日升介绍下，朱良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而言，这不是身份上的变化，而是多年选择得到确认。他曾感慨，自己参加农民协会多年，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28年，朱良才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随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并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朱毛会师后，他曾在红四军军部工作，担任朱德、毛泽东的秘书。那段时间，他接触到部队建设、群众工作和作战部署，逐渐显示出较强的组织能力。 井冈山斗争期间，朱良才还奉命留下组建农民赤卫队。条件很差，人员分散，武器也不足，他却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余人的队伍。对红军来说，这类地方武装并非附属力量，而是联络群众、搜集情报、保卫根据地的重要依托。 也正是在一次次具体工作中，朱良才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形成了长期的革命联系。那张合影所呈现的，实际上不仅是四名干部的并肩站立，也折射出红四军初创时期人员紧密、条件简陋而目标明确的状态。 拍照之后，朱良才把照片寄回家乡。他知道自己身处战乱之中，日后能否平安回去难以预料，便想让家人留下一点纪念。家人担心照片暴露身份，引来地方武装搜查，于是将它裱入中堂壁板之中。时间一久，照片的存在逐渐被遗忘。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才曾多方寻找这张照片，却始终没有结果。遗憾的是，他直到1989年在北京病逝，也没能亲眼看到照片重现。2009年，家乡房屋翻修，工人在拆动顶棚和壁板时，意外发现了这件被藏了八十年的旧物。 照片保存并不完好，却足以辨认人物和日期。它让一段早期革命史从文字记载中走出，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那时的毛泽东三十六岁，陈毅二十八岁，谭政二十六岁，朱良才三十岁上下，正处在人生和事业都最具冲劲的阶段。 朱良才晚年曾被评价为军事上过硬、政治上合格的“军中良才”。1989年他去世后，聂荣臻曾致信慰问其家属，称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老战士。按照朱良才生前愿望，他的骨灰安葬在井冈山。那张照片，则留在龙岩城六月的阳光里，保存着四位年轻人当年并肩而立的身影。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