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买过中国歼6。 但围绕这批飞机的欠款争议，最值得追问的，是一个国家失去正常运转能力后，卖方究竟还能怎样收钱？ 一、急着补充战机，付款能力却跟不上 1977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爆发欧加登战争。 索军起初推进迅速，随后却遭到强力反击。 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古巴部队也参加作战，索马里原有的军事优势很快消失。 更严重的问题接踵而至。索马里与苏联关系破裂，驱逐苏联军事顾问。 此前依靠苏式装备建立起来的军队，突然面临武器补充、零件供应和技术保障困难。 买不到合适的替代装备，已经直接影响部队运转。 1978年，索军撤出欧加登。 战争结束了，补充空军的需求却没有消失。 飞机损失需要弥补，剩余装备还要维修，与埃塞俄比亚的紧张关系也没有解除。 索马里急着寻找新的供应方，中国成为其中一个选择。 歼6有现实吸引力。它以苏联米格19为技术基础，索方已有使用苏式飞机的经验。 相较于重新引进一套完全陌生的装备，继续使用技术背景相近的机型，在训练和维护上更容易衔接。 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制造的歼6出口型已经进入索马里空军。 对索方而言，这缓解了战机不足的问题。 对中国航空工业而言，出口飞机能够取得外汇，也能积累海外培训、维修和零备件供应经验。 但迫切需要飞机，并不等于具备持续付款能力。 索马里经济基础薄弱，外汇来源有限，战争又增加了财政支出。 采购需求可以立即提出，后续货款却需要靠实际收入支付。 分期付款能够促成交易，也会延长卖方承担风险的时间。 飞机交付后，如果买方收入减少、财政恶化，原定付款安排就可能一再延期。 生产和交付已经完成，收款却仍然充满变数。 军机还有一项长期支出容易被忽略。 采购之后，燃油、备件、检修和人员训练都要继续花钱。 索马里需要承担的，远不止购买飞机时的一次付款。 财政越紧张，使用与偿债之间的冲突就越明显。 二、催款越来越难，捕鱼也解决不了全部问题 进入80年代，索马里的偿债困难逐渐加重。 畜牧业是其重要经济部门，牲畜出口又关系到外汇收入。 一旦出口市场受到限制，政府能够用于支付进口和偿还外债的资金就会减少。 军费却很难同步下降。 边境安全、国内冲突和部队维持都需要开支。 收入不足，支出难减，债务到期以后，延期支付便越来越频繁。 战机货款所面对的，已经是整个国家的财政困难。 1988年5月6日，索马里因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款项，被宣布失去使用该组织普通资金的资格。 连国际金融机构的到期债务都无法正常支付，足以说明当时的偿付问题有多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催收次数，并不能直接增加对方的外汇收入。 谈判仍有必要，但卖方还必须判断：对方是否有钱，何时能够付款，承诺能否得到执行。 每拖延一年，资金占用和交涉成本都会继续增加。 中索之间后来出现了通过渔业合作回收欠款的尝试。 思路并不复杂。 索马里拥有海洋渔业资源，中方组织捕捞和销售，再通过经营收益逐步抵偿相关欠款。 这项安排有吸引力，也有很高的执行要求。 允许捕鱼，只解决了进入相关海域作业的问题。 船舶、燃油、设备、船员、冷藏和运输都需要投入。 捕捞所得经过销售、扣除成本，才有可能形成用于抵债的收益。 资源数量与偿债能力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 海里有鱼，不等于渔船每次出海都有足够收获。捕得到，也不等于能够及时出售。 港口服务、补给条件、产品价格，任何一项出现问题，都可能压缩利润。 更关键的是，依靠经营收益偿还较大金额的欠款，需要持续而稳定的作业环境。 捕捞规模有限，回收速度就慢。 扩大规模，又意味着先追加投入。 原有货款尚未收回，新的经营成本已经开始发生。 因此，渔业合作即便能够产生收益，也难以迅速解决全部欠款。 它对当地秩序和长期合作的依赖，甚至比直接付款更强。 索马里随后发生的局势变化，让这种偿债安排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 三、国家陷入内战，今天的结果要分清 1991年，西亚德·巴雷政权垮台，索马里陷入长期内战。 中央权力瓦解，各派武装争夺控制权。 此前由中央政府部门推动的贸易、付款和经营安排，都很难维持正常执行。 对债权人而言，困难已经超出延期付款。 谁来核对旧合同，谁能调拨财政资金，谁能保障人员和船舶安全，都成了实际问题。 即使继续提出偿债要求，也需要一个能够落实安排的行政体系。 捕鱼抵债尤其依赖这些条件。 渔船需要获得有效许可，需要港口补给，也需要稳定的运输与销售渠道。 海上和沿岸安全恶化以后，合作成本会上升，原定经营计划也可能无法继续。 那些已经交付的飞机，同样离不开国家持续投入。 没有足够备件、技术人员和维护经费，战机就难以保持可用状态。 军购能够增加装备数量，却无法替代正常的财政管理和后勤保障。 直到2012年，索马里成立正式联邦政府，结束政治过渡期，国家重建才进入新的阶段。 但行政机构恢复，并不意味着几十年的历史欠款可以立即偿还。 恢复税收、公共服务和基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