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北京。毛泽东同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陆定一谈到革命人物的纪念与宣传时，提出了一个颇有分量的意见：应该多宣传方志敏，少宣传瞿秋白。话题表面上关乎人物取舍，实质上却牵涉革命者在生死关头留下的精神遗产。 这番评价，并不等于否定瞿秋白的一生。恰恰相反，毛泽东十分清楚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早期所承担的责任，也知道他曾经为党的事业付出过巨大努力。争议的焦点，集中在瞿秋白被捕后写下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不是普通的宣传干部。他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和翻译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主持了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瞿秋白随后主持党中央工作。 那是极其艰难的阶段。1928年，他与周恩来在莫斯科参与主持党的六大；1930年回国后，又参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就党的历史贡献而言，瞿秋白在1927年至1930年间的作用不可忽视，后来形成的历史评价，也承认他的功绩是主要的。 变化出现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受到排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34年，他来到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推动扫除文盲和干部教育。红军长征时，他因肺病严重被留在苏区，转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35年5月，瞿秋白在前往看病途中被捕。同年6月18日，他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年仅36岁。临刑前，他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这个细节，使他的牺牲具有鲜明的革命者色彩。 问题在于，他留下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人们对英雄遗言的期待。《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多次把自己说成“半吊子文人”，认为自己性格软弱，不适合担任党的领导人，还写下“休息，休息，休息”这样的句子。 毛泽东对此很不认同。据相关记载，他曾对周扬说：“《多余的话》看不下去。”在毛泽东看来，革命者临终前的文字，不只是个人心情的流露，也可能被敌对势力拿去利用。瞿秋白的自我贬抑，正好给了对方攻击革命事业的材料。 但这篇文章是否等同于投降？不能这样简单判断。瞿秋白没有诋毁马克思主义，没有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也没有替国民党当局辩护。他写作时已知生命将尽，文字更多呈现的是长期疾病、政治挫折和精神苦闷交织后的自我剖析。 有意思的是，争议恰恰因此产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坦白解剖；有人认为文章基调消沉，反映了革命意志的动摇；也有人认为，瞿秋白是在特殊处境下采取了一种带有妥协色彩的应对方式。三种看法，各自抓住了文章的一部分。 毛泽东更看重另一种文字。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文章，虽然身处绝境，却始终把个人命运同民族前途联系在一起。他写道：“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这种表达，坚定、直接，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方志敏于1935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与瞿秋白牺牲时同龄。两人都没有活着等到革命胜利，却在最后文字中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一个更多诉说内心疲惫，一个把全部笔力投向理想和祖国。 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肯定瞿秋白是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人，指出他英勇牺牲，具有值得纪念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这说明，对瞿秋白的历史评价，并没有因为《多余的话》而被全盘否定。 毛泽东的批评，针对的是宣传重点和示范作用，而不是抹去瞿秋白的革命功绩。对于一个长期承受战争、疾病和政治压力的人，应该看到他的复杂性；对于革命精神的传播，则更需要选择能够体现坚定信仰的典型。 所以，方志敏被更多宣传，瞿秋白受到提醒，并非简单的“谁高谁低”。前者的《可爱的中国》更适合作为革命理想的教材，后者的《多余的话》则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在生命尽头的真实困境。两篇文字并置，反而让那段历史显得更加具体，也更加难以用单一结论概括。 特别